3月21日，据科技日报报道，由陈薇院士领衔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开始人体注射试验，一批志愿者已注射。
这意味着，新冠疫苗研发赛跑取得关键进展。新冠疫苗离上市还有多久？接下来还有哪些流程？面对公众的疑问，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
他表示，疫苗的人体试验是个节点性突破，“像在跑道上插了旗子。”但接下来，疫苗还需要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试验，“上市使用至少得明年。”
疫情发生后，丁胜带领的清华药学院及GHDDI科研团队将精力投入药物研发。他认为，为应对疫情，很多团队投入研发，当下的药物和疫苗研制都在加速。起跑的人越多，最后跑到终点的人也可能更多一些。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速度和效率。”丁胜觉得，公众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从科学规律的角度说，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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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疫苗人体试验是个节点，上市最快得明年
新京报：近日，新冠疫苗临床研究已经迈入人体试验阶段，武汉前期招募的志愿者陆续接种，这是不是一个重要进展？
丁胜：这是一个节点性的突破，是很重要的一步。但这也是临床试验早期的一步，现在还做不了更多的判断。
这个过程一直在加速，现在算是跑到某处立了一个旗杆，进入了一个标志性的阶段。之后就得观察它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相关的指标了。
新京报：这些指标会评估哪些方面？
丁胜：开发一个疫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人体的临床试验要先从安全性试验做起，随后是有效性试验。这是疫苗能够上市的基础。
疫苗是对健康人群的保护，且在人群中大规模地使用，不是针对几个人。所以，对疫苗安全性的要求，比治疗型药物要严格很多。此外，一款疫苗到底有没有保护作用，即其有效性，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临床试验。
新京报：怎么理解疫苗的安全性？
丁胜：简单讲就是疫苗打进去，不能让健康人群有不良反应。例如，疫苗被注射在人体的健康部位，却引起过敏，或者过激的自身免疫反应等。
另一种情况是针对抗原/病原体特异的不良反应。比如，曾经有的疫苗研究发现，它反而会让正常人更容易感染疾病。这叫“疾病增强”的一种免疫反应。
新京报：有效性是怎么验证的？
丁胜：验证一款疫苗的有效性，需要在有疾病感染存在的环境下开展。假如感染还在发生，一组人接受疫苗，另一组人（对照组）使用“安慰剂”，如果使用疫苗的这组人感染率显著降低了，才能说明疫苗是有效的。
得出的数据一定得在统计上说明，感染率确实显著降低了。这样的临床试验需要大量的人。感染率越低，临床需要的入组人数越多，时间相对越长，才能看见一个有效的信号。
新京报：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丁胜：I期试验是在人体没有感染的情况下，评价安全性；II期、III期试验是在有感染基线的人群中做进一步评价。如果I期临床试验证明一款疫苗有毒副作用，或者没有产生预期的免疫反应，那就不会进入II期、III期大规模去做有效性试验了。
整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年时间，也有很多疫苗几十年都没有做出来。不过，在特殊情况下，有一些步骤被特殊考虑，有一些过程是可以加速的。
对于新冠疫苗的临床研究，通常的说法是，能够被使用最快也是明年的事，乐观估计是12个月到18个月。
难题：病毒感染率降低，疫苗的临床试验或会受限
新京报：目前来看，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面临哪些难题？
丁胜：有效性试验面临很多实际问题，它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说疾病不再发生了，或者感染率低，做有效性试验就相当难。
现在国内就很难做这件事情。前两天报道说没有新的病人了，感染率非常低。
回看2003年SARS之后的一段时期，很多疫苗研发人员投入大量的心血，做完了I期临床安全性试验，但是无法再开展有效性试验，因为已经没有新的感染情况了。
传统的临床实验，是针对“患的病”才能谈得上“有效”，否则都是间接地验证一些指标，与真实的情况仍存差别。所以，要真正去验证有效性，没有新的感染情况确实无法开展。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效性都没有被验证的疫苗何谈上市。
新京报：国内的确诊病例已经逐渐清零，但海外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这对新冠疫苗的研发有何影响？
丁胜：一般来讲，I期安全性试验也得几个月以上。之后是否来得及投入有效性试验，目前很难估量。海外的疫情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是否会演变成季节性的，是影响有效性试验比较大的变量。
新京报：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丁胜：如果新冠不是一个复发的疫情，明年不再有大规模的感染人群了，疫苗的有效性试验还是比较难完成。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它变成一个长期存在的、像流感一样的、季节性的病毒感染。只要是有感染人群，还是有可能进行有效性试验的。
某些疾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是可以部分合并或多方案平行去做的。新冠是一个特殊的疫情，那么是否可以考虑一些超常规但也尽量合理的安排呢？
当然这也要平衡风险和伦理之后，适当加快。这种方式不能说完全不可能，肯定是不容易。做这个事情的机构或者主持人，需要充分论证和一定的担当，并且平衡回报与风险。
新京报：疫苗研发出来后，后续的生产、量产能否顺利推行？
丁胜：实际上，疫苗的生产也很重要。疫苗研发出来后，能否大规模量产，量产到什么规模，也是个问题。不同生产规模的稳定性需要考察，小规模地做与量产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一两个月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因为病毒的不确定性，很多企业不愿意对这类疾病做药物研发，包括疫苗。
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调控，不计成本地去做，那会有另一番效果。
加速：共同往前跑是好事，但也要平衡风险
新京报：目前很多团队都在进行新冠疫苗的研究，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
丁胜：1月初，新冠病毒的序列被公开发表。武汉封城之前，很多团队就有了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这时候，国内外已经启动了疫苗研发工作。
都是在以多种方法平行、加速地推进。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速度和效率。
或许从公众的角度存在一个困境，就是时间没有那么快。这是客观的科学规律决定的。目前已经比通常的情况快很多了，如果以前的积累更多一些，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快，有更多的选择。
新京报：很多团队进行疫苗研究，怎么保证医学上的权威性，成果和效果会不会有所差异？
丁胜：现在国内外有几十家团队在做，毫无疑问，有很多是重复性的工作。
在我看来，有些重复性工作是必要的。虽然工作的机理、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但在细节上还是有小的区分，并不完全一样。
其实最终能成功的大概是5到10家团队。无论是做药还是疫苗，药监部门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不会都被批准。
总体来讲是件好事。起跑的人越多，最后跑到终点的人也可能更多一些。大家也都在互相借鉴和学习。
各国的各个机构在跑步的过程中，面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政府或是主持的公司、机构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基于一些特殊考量加速。
比如美国的疫苗没有做动物实验，直接在人身上做临床，这是超常规的做法。当然，加速的过程可能会使结果出现预想不到的问题。
新京报：此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丁胜：有时候，某些激进的做法会导致一定的障碍，所有人都会放慢脚步，甚至往后撤一步。比如基因治疗领域的一些试验做法曾经导致两个人死亡，这个领域几乎休眠了10年，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能会比通常的情况还要缓一步。但总体来讲，目前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领跑、共同往前跑是件好事，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多出力。
新京报：这种加速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丁胜：为了应对疫情，有些药物和疫苗的研制都在加速。超常规地做一些事情，显然承担的风险是更大的。这就类似加速开车，什么事都不出，那是运气好，也相对比较罕见。多数情况下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负面作用。
主要是安全性的考量，是否会有不可控的毒副作用。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安全性一般先在少量的健康人群中做，假如有的人比较激进，直接上大人群做有效性研究，如果药有很大的毒副怎么办，谁来负责？
研发：开发新药是眼光更长远的方式
新京报：现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怎么看一些治疗型药物的作用？
丁胜：保护健康人群和治疗患者，这是疫苗和治疗型药物不同的目的。
关于新冠的潜在特效药，最近一两周才看到一些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但不是一个确定的研究结果。多数我们认为有合理性的、值得在临床验证的对抗新冠肺炎的药物，无论是针对轻中症还是重症患者，是不是充分验证了它的有效性安全性？总体来讲还是个问号。
新京报：很多科学家都在进行“老药新用”的研究。据了解，清华大学药学院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丁胜：为应对疫情，亟须选出能用在患者身上的、发挥作用的药物。清华大学药学院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药学院的一个实验室专门着手这个方面的工作，最近将公布初步的成果。
老药新用是我们投入最大的工作，前期的研究还算有效。我们多次进行药物筛选，也整理了一些候选分子，提供给国家相关机构作为后续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参考。
新京报：临床医生普遍反映，重症患者的用药更谨慎。对于老药新用的方法，他们会担心。
丁胜：医生的担心是肯定的，特别是重症病人很多是有并发症的。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药物更安全更有效，确实需要进一步的认知。
实际上已有的药物，包括瑞德西韦，或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目前针对重症患者是有临床试验进行的。
目前有待回答的问题还非常多，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通过对候选药物的认知，组织接下来的验证工作。
现在国内的病人少了，合适入组的没有那么多，但海外的疫情正处于快速暴发期，我们之前的工作应该继续推动下去。
新京报：瑞德西韦是目前比较火的一款药物，最初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在中国史无前例地跳过I期、II期临床试验，进入III期试验。其他类似的药物，是否也会考虑跳过一些步骤？
丁胜：和已经上市的老药不一样，瑞德西韦是一个未上市药物，没有任何适应症被批准。
在应对特殊疫情的考虑下，无论是已经上市的、用于其他适应症的药物，还是只是开发到一定阶段的药物，都可以基于药物具体作用的机制，以及它跟新冠病毒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相关的动物模型数据支撑，直接跳过临床的一些阶段。
它们被直接用于新冠患者，直接从II期或者III期试验开始做，这是有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间，这种做法已经在尝试了。
新冠临床研究的一个优势是病程短，一般是两周到一个月的用药观察期。有的疾病用药需要比较长的观察时间，比如几个月到几年，再去做临床终点的判断。
新京报：国内疫情接近收尾，您觉得还有哪些研发工作需要关注？
丁胜：虽然国内疫情处于收尾阶段，但长期还是比较严峻的。老药新用应当继续做得更扎实，我们也制定了中长期的药物研发方案。
开发新药是眼光更长远的方式。当然，下次的威胁可能是另外的冠状病毒了。从更广谱的角度上能否开发出更好的药，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内部论证和启动工作。
未来能不能朝着更理想的目标，开发多款更好的药物，这需要基于前期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以及国际合作的方案。
赛跑：中国的研发经验可以与国际合作
新京报：你说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
丁胜：不论是药物还是疫苗，中国的经验，都是可以与全球合作的。
现在海外有新发生的感染人群，正处在发展的阶段。我们应该着手去做一些临床设计，我们现在可以基于中国已有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更合理地设计临床方案。为了海外的患者，为了未来，都应该去做这件事。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群体免疫”的观点很受关注。
丁胜：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现在去做群体免疫，代价和争议巨大。
新冠这个疾病很棘手，群体免疫的话有些地方难免失控。它相当于自然界进行自我选择，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对公众的损失和风险过高。
如果非要做，需要疫苗给大家形成免疫，或者在特定情况下进行保护性用药，会让情况好很多。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条件，目前疫苗或者保护性用药还没有研发出来。
公众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从遵循科学规律的角度而言，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新京报：您觉得国家层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建立相应的机制？
丁胜：从中长期来考虑，针对全球健康的潜在的突发性疾病，不仅是新冠，也包括其他（冠状）病毒，还有针对微生物病原体、寄生虫等疾病，都需要国家的机制支持，长期、持续地投入药物和疫苗的研究。
今年碰到新冠了，出现了这么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以后可能是别的，要未雨绸缪。
同时，还可以配合一些非营利、公益性的基金会、研发机构等，通过一些国际公益联盟，支持这种有潜在重大风险但也可能是赔钱的疾病药物研发工作。这是有意义的研发工作，它需要一系列的机制去推动。
新京报：随着疫情的发展，你对病毒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丁胜：我认为，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不断深入且无止境的。基于已有的认知，多数科学家是相信它是可对抗的，没有那么可怕，无非是跟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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