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so
10年前,站在新十年的门槛上,我在我的blog上抄录了诗人食指的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料想,当时的心情应该有些灰暗吧。因为现实正在变得让人沮丧,你只能相信,未来起码会比现在好。对于我这样一个吃草莓都会从小的差的开始吃的乐观主义者,即使在沮丧的时候,也还是信仰互联网,相信全球化,坚信短暂的逆流改变不了规律,一切都只会变得更好。
草莓你可以决定先吃好的或者后吃好的,可是现实并不是吃草莓。刚进入2010年代,我的乐观就遭受重击:Google走了。
回到2010年那个时间点,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则寓言,它暗示着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彼此不信任的、日益对立的、相互脱钩的世界。直到美国政府拉黑了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禁止美国公司与它们做生意,我们才发现,那个吸引我们、召唤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的越来越平坦的世界,已然沟壑纵横——真正的鸿沟。我们所信仰的互联网,很可能将变得不再互联。
2018年底,大家都在传递这样一句话:“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这其中的悲观调调,就像有人先把好草莓都挑着吃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一个越来糟糕的世界。
不过在整个2010年代灰暗的基调上,凑近看仍然可以发现成片的鲜明的亮色,甚至可以说,2010年代可能是中国IT/互联网产业最好的、最值得纪念的十年。
张朝阳曾经抱怨,华尔街不懂中国。可是在过去十年,差不多没有什么比中国概念还吃香。
2013年,腾讯市值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这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创造了史上最大规模IPO。2017年4月和6月,腾讯和阿里巴巴先后进入全球十大上市公司行列,虽然这个结果在不少人意料之中,但没人想到能这么快。还是2017年,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
不像美国,互联网的格局如此稳固,被称为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的互联网巨头,大部分都是20年以上的公司,最年轻的Facebook也已经15岁了,最近十年基本上没出现像样的挑战者。财富杂志把Snap、Lyft和DoorDash列为过去十年改变美国人生活的公司,多少透出一点无奈。
反观中国,BAT三角格局稳固统治了不足十年即告解体,虽然AT两强更加强大,但其光芒却遮不住小巨头的耀眼光彩,甚至,小巨头们远比它们的前辈更加无所畏惧,更加有胆识,更加国际化。
被称为TMD的头条、美团和滴滴,创办于2010年的美团已经是中国第三大互联网上市公司,创办于2012年的滴滴出行曾经以560亿美元的估值名列全球未上市公司估值前茅,同样创办于2012年的字节跳动2018年已经估值750亿美元。
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八强(来自自选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在市值30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八强中,有三家是最近10年创办的,最年轻的拼多多创办仅4年。
这十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地把大多数中国人变成熟练的网民,互联网公司有机会全面地介入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财富中文网选出了过去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8家公司,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团点评和滴滴,微信排第三。美团和滴滴确实大幅度地改变了我们的吃住行,也深刻地改变了餐饮和出行行业,当得起过去十年最优秀的代表。但比较起来,微信带来的改变要大得多。
我认为2010年代最值得书写的,是微信被创造出来。这个产品颠覆式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它不仅是一个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意方式,是中国人的新的操作系统。同时,它还反向影响了美国的产品走向,Facebook在很多方面正在偷师微信,这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2010年代,中国手机军团第一次以品牌化的产品,而不是无品牌的山寨机,征服了世界,世界十大手机品牌中,中国独占七席。2010年代,中国双十一的成交额远远超过美国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成交额,电子商务的当日达、次日达培养了中国用户对电商效率的变态要求。2010年代,极端便利的扫码支付,随时随地的外卖叫餐,让中国用户到了任何国家都感觉“不方便”……
2010年代,互联网公司的市值超过房地产,超过中移动,超过三桶油,让这个产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如此重要,如此必不可少,跟每个人都有了越来越深的关系。
2010年代,马云、柳传志,IT产业最德高望重的教父们,选择在这个年代的最后一年退休,从此成为不会犯错的、高山仰止的、永远的教父。
在以上这一切了不起的成就的外部,是中美两国彼此敌意的加深,脱钩正在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有人称之为新冷战。不但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们被美国拉入黑名单,一个中国公司开发的深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娱乐应用(TikTok),也仅仅因为它是中国公司的产品,就要接受捕风捉影的怀疑和反复的额外审查。
2019年,一位在中国技术公司工作的华裔美国人告诉我,因为为中国公司工作,他在返回美国时被FBI盘问了5个小时。不仅如此,他的美国家人也受到牵连。这让他联想到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也让他感到恐惧,慎重考虑后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司的工作。
我曾经问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美国投资和美国AI实验室会不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在美业务。
彼得·蒂尔,对,就是那本被称为创投圣经的《从0到1》一书的作者,那位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政治家,2019年在纽约时报上写了篇文章,指控Google、微软等美国公司在中国成立AI实验室,招募中国研究人员,就是与美国的敌人分享军事技术。
在新的十年,我们或许不得不接受在莫名的敌意中渐行渐远的现实。就像华为一面坚信全球化,坚持与美国公司合作,一面全面地打造“备胎”。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背景下,跟2010年代说再见,同时去迎接一个更加艰苦的2020年代。
这可能会成为新十年的新常态,我们得去适应它,就像我们适应了全球化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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